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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点亮孩子眼睛,这个帅老外让许多人跌破眼镜

生活周刊2018-06-23 20:20:11

本文刊载于《生活周刊》1658期,转载请联系,并注明“来自生活周刊,微信号lifeweekly1925”。




魏文杰会一直努力做下去,让3000万农村孩子不再因为缺少一副眼镜,而放弃学业和希望,他们期待着,有更多山区孩子拥有更清晰的世界、更明朗的未来。





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的高材生,毕业后的目标不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是跑到云南山区支教。这位美国帅哥舍弃高薪和体面的生活,而选择过着每天“灰头土脸”的日子,甚至为了给山区孩子们募款还骑三轮车去摆摊……他是Sam Waldo,中文名叫魏文杰,这一系列”疯狂”的举动,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他自己却悠然自得,“赚钱的方法有很多,我想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从美国跑到云南支教

他帮孩子们“点亮眼睛”




魏文杰不但有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还能说一口道地的中国话。因为除了经济学,他在大学时还同时修了中文专业,带着对中国和中国农村的好奇心,他在毕业后主动向专业化教育非营利项目“美丽中国”发出申请,作为项目老师深入中国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进行支教。于是,2010年他就被派到了云南临沧的涌宝镇,在这个距离昆明有12个小时车程的偏远山区开始了两年的支教生活。


山区生活条件落后,别说是对于一个有文化差异的外国人,就连一个国内的城市孩子都未必能适应,魏文杰却说,生活环境和条件都不是问题,过了几个礼拜他就习惯了。对于魏文杰来说,比较大的挑战是,中国的教育方式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从课堂文化和习惯、做作业的方式,到上课的态度都很不一样,这需要他慢慢学会适应。另外,当地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没有时间方面的压力,这也让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调整。


“本地的老师比较严厉一些,但我比较难用这样的方式来上课,我还是喜欢把他们当做弟弟妹妹来相处。孩子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但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课堂纪律等会相对松散一些,慢慢我也发现需要给他们一些压力,来抓紧课业节奏。”魏文杰主要教初一和初二的英语,但因为当地孩子的英文基础普遍较差,基本都需要从头再来。




这就导致魏文杰上课比较辛苦,加上支教生活原本就很枯燥,魏文杰常常会自己找乐子。比如,课余的时间和学生一起去逛市集,找一些好玩的事情,避免让自己一直处于教课的紧张状态。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两年时间里,发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一些孩子的视力比较弱,上课时要跑到最前排才能抄下黑板上的字;有的学生坐在第一排都却依然举手说看不清黑板;好多学生不知道近视为何物;许多学生买不起眼镜;甚至家长和学生嫌带眼镜不好看而任由自己的世界越来越模糊……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是另一位美国支教老师Andrew Shirman(石安祝),石安祝拿着视力检查表,在学校做了一个视力调查,结果比他想象还严重。其实,中国农村有近2.2亿学生,只有6%的学生能够有条件佩戴眼镜,这意味着超过3000万孩子存在视力问题,但由于用眼保健和卫生观念薄弱,以及经济医疗等条件限制,多数孩子无法得到视力矫正。




石安祝说,“孩子的视力问题,不是单纯的健康问题,而是一个长远的社会问题!”因为很多学生跟学生家长并不知道什么是近视,还以为是自己眼睛出了什么问题,觉得上课太吃力了,有的学生就会选择辍学。在魏文杰和石安祝看来,没有清晰的视力,教育的平等就无从谈起。而这个隐形的障碍,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所以,两人决定在教学之余要做点什么,于是网上众酬帮支教班上视力有问题的学童配眼镜,后来发现这样做的效果实在太有限,所以又通过各方朋友的帮助,正式建立了“点亮眼睛(Education in Sight)”公益项目。“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近视问题而失去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据魏文杰介绍,从2010年至今,他们持续为云南地区的学生提供免费的眼镜和视力健康检查。截至今年上半年,“点亮眼睛”已经为云南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视力检查达11.6万次,并为近视、弱视或患有散光的学生配备共16764副免费眼镜,这些数据仍在不断增长。



拎着小皮箱、骑着三轮车

穿行北京卖墨镜




完成了两年的支教任期后,魏文杰来到北京工作,石安祝也回到了美国。但两人都没有中断“点亮眼睛”项目,他们分别兼职来为项目寻找资金、联络赞助来支撑计划的进行。就这样持续了两年的时间,直到2014年,他们遭遇了一次大危机,在一家新加坡公司答应要全额资助他们计划的情况下,两人都辞了职,全身心投入到了“点亮眼睛”的工作中。结果,没过多久,对方就突然反悔,停止了对项目的资助。这对两人冲击很大,不仅让项目陷入了困境,他们甚至都拿不出钱来支付之前已经给孩子们预定的几千副眼镜的余款。最终狼狈不堪地东借西凑,找朋友接济,才好不容易凑足了钱。


通过这次受骗的教训,魏文杰和石安祝都意识到,要想长期维持项目的顺利进行,只依靠外界捐助是行不通的。与其四处“化缘”朝不保夕,不如寻找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自给自足。魏文杰想到“买一捐一”的社企运作模式,这在美国已经十分成熟,也非常适合“点亮眼睛”。去年,他就牵头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个公益潮牌墨镜Mantra。通过践行买一捐一的模式,每卖出一副墨镜,即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一副免费近视眼镜。




有人将Mantra解读为信念,也有人理解为初心,但魏文杰表示,自己尚未想到一个中文词汇来准确表达这个品牌的含义,“Mantra的本意就是做一个提醒,提醒你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想借由墨镜这个普通的日常用品,提醒大家生活中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


既然是为云南的学生募集近视眼镜,Mantra在设计上也着重加入了云南的文化元素,他们专门请来设计师,以云南特有的“洱海晚霞”、“大理古城”、“梯田春意”为灵感和主题进行设计。Mantra的颜值都很高,时尚感也很强,所以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魏文杰也极力倡导“越爱臭美,越爱这个世界”的新公益消费观。此外,Mantra在品质上也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就像Mantra官方微博上说的:“之于Mantra,公益不是一种充满伤感的单线供给模式。如果只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售卖粗制滥造的劣质墨镜,创办Mantra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Mantra整整筹备了一年时间,才在今年正式上线。魏文杰说,他们的力量还很渺小,但需要帮助的孩子还有千千万万,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理解Mantra,他甚至会骑着三轮车或者自行车到三里屯等人流密集的商业区摆摊售卖墨镜,向经过的人们介绍、分享Mantra的初衷和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这样的传播方式非常慢速,但魏文杰却很喜欢这样交流方法,因为他能明显感受到,人们在听他讲故事的过程中,慢慢将一些对他们品牌的误解和质疑打消。他也希望通过这种真情实感的交流,让大众真正明白他们真正倾力去做的事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Mantra,并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山里的孩子们。


除了摆摊,Mantra的主要销售渠道仍然基于网络,方便各地的人参与到“买一捐一”的公益中来。Mantra的每个购买者,也都能通过墨镜附带的二维码,一直追踪眼镜的最终捐赠结果和去向。此外,魏文杰还会积极参加各种音乐节、创意市集、线下分享等,来推广Mantra墨镜品牌。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常教导我,要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成了我的信念。”他们的步履不停,坚持也终于有了回馈。看到很多4年前第一批戴上免费眼镜的孩子,考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魏文杰说,这就是他做公益的快乐和成就感,“结果是孩子们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很庆幸因为有了这副眼镜,他们才没有中途放弃求学的梦想。可以一直留在了课堂里,去投奔自己清晰和光明的未来。”


魏文杰说,他们会一直努力把“点亮眼睛”和Mantra做下去,不单单是能帮助到云南的贫困孩子们,让更多农村孩子都不再因为缺少一副眼镜而放弃学业和希望,“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山区孩子因点亮眼睛的存在,而拥有更清晰的世界、更明朗的未来。”



生活周刊×魏文杰

为自己找到成就感


Q:“买一捐一”的运作模式在中国还非常年轻,会有顾虑吗?

A: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我们希望将商业和公益融合,通过社会企业的理念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品牌,虽然几乎没有看到成功的先例,没有人好好在做这样一件事,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商业上做出成绩的同时又可以做好非常有意义的公益。


Q:我们看到“点亮眼睛”在很多领域都展开了合作,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合作方式?

A:我们明年会跟迷笛音乐节有一个整年的互动合作,有很多的可能性,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去讲更多关于云南的故事,来培养一个共同价值观的社群,倡导大家都能去做一些好事情。


Q:只身来到异国他乡做公益,什么动力支持你坚持这样的“疯狂”?

A: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把赚钱放在生活的首位,一直是在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钱是好赚回来的,但是时间是回不来的,我希望在我20多岁的时候能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同时也能让自己找到一些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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