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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师爷的民间史

外书房37号2018-06-19 13:35:43

关于绍兴师爷的一点小常识

历史上,民间习惯把官署中的幕僚称之为师爷。师爷的意思大约跟“军师”差不多,是智多星一类的角色。通常意义上的师爷,是明清时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主官)聘请的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佐理人员。倘若比照历史人物,容易联想起诸葛亮一类的人杰。绍兴是历史上师爷较多的地方,“无绍不成衙”之说,就可说明绍兴师爷在当时遍地开花。所以,绍兴师爷闻名遐迩也在情理之中。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师爷的理解似乎有些变异了,凡是聪明一些的绍兴人都送一个师爷的外号。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师爷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真能称得上师爷的,必是庸人不可比。后来,叫师爷叫得多了,师爷这个名称就显得有些贬值了,有时,甚至于有点贬义的意思了。一说起师爷,就会联想到一个小个子的老头戴着一顶瓜皮帽,老花眼镜一直搁到鼻尖上,一手捧着一面算盘,另一手握着一枝毛笔的样子。这实在是误解了师爷的形象,这个形象充其量只是大户人家的帐房先生而已。


安昌古镇是绍兴的属地,也有人认为,安昌是绍兴师爷的起源地,对于这种说法,我没有考证过。但历史上,镇上的确有不少师爷却是事实。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过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只不过后来被民间戏称为师爷的那些人不一定是官署中的幕僚,但凡那些略通文墨的秀才,也称之为师爷。我的手边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说明绍兴或古镇的师爷是如何的了得,但绍兴师爷在明清时鼎盛是不争的。《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由此可见,绍兴籍师爷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


到后来,安昌的师爷通常不叫师爷,叫先生。从我记事起,我就晓得镇上有不少尊称为先生的人,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在我心里,他们就是安昌的师爷。安昌的师爷在长相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们确实身手不凡,我认识好几个先生,都有一技之长。如果没有特别的本事,古镇人也不会尊称他们为先生。这些先生,我往往只晓得他的一个姓,却不知道他的名,比方说我认识的几个先生分别为朱先生、王先生、卫先生、张先生。而我确实是不晓得他们的大名的。


右派分子朱先生

我认识朱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右派分子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有文化的人如果不是右派分子,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其实,以时间为线梳理,所谓的右派分子要更早一些,朱先生们因为有文化,就不为那个时代所容。我经常看到朱先生低着头站在镇上的某个戏台上接受批斗,有时是单独斗,有时是陪斗。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总是朱先生们,那些横行镇乡,欺侮女人的人渣却代表正义的一方,在台上高呼万岁。我想这个世界一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没有是非,颠倒黑白。


朱先生的个子很高,站在台上就是低着头也比批斗他的人要高。批斗会一结束,朱先生就要去画画。因为有时朱先生是临时拉来陪斗的,墙上的画刚画到一半就赶来了。朱先生在一家工艺美术厂做设计员。这家厂生产各种各样的纸盒子,纸盒子的外包装图案就是由朱先生负责设计的。朱先生除了设计纸盒子的图案,还有一个任务是画画。他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古镇墙头上很多与毛主席有关的画基本上是朱先生的作品。他经常画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宣传画,画面是大海上升起一轮红日,海上又有一艘巨轮在乘风破浪前进,左上角则是毛主席微笑的头像,而头像四周则光芒万丈。朱先生的毛笔字也写得漂亮,所以他另外还有一个任务是书写标语。


朱先生在墙上画画时我经常跑去观赏。那时我很想成为一名画家,我一直觉得画家很了不起,就是现在我依然对画家充满了敬意。他们手握一枝笔,涂涂抹抹,想让人笑就笑,想让动物跑就跑,真正的神来之笔。朱先生爬在竹梯子上,因为他要画一幅很大的画,就必须站在竹梯子上。他画得是油画,日晒雨淋也不至于脱落,除非墙面的石灰剥落了。也确实出现过因为石灰剥落而导致毛主席的脸破了相的事,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先将朱先生拉去批斗一阵,接着又让朱先生匆匆跑到事发现场用画笔给墙上的毛主席补脸。按道理说这事与朱先生无关,是墙壁经历了风雨侵蚀的缘故,但因为朱先生是右派分子,出了事情总是要有人出来负责任,而朱先生是画像的作者,自然脱不了干系。好在朱先生已经习惯了批斗,只要站在台上低头认罪就可以免去皮肉之苦。那时,我对类似批斗朱先生这样的场景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有点好玩,一些人在那儿声嘶力竭地高喊口号,一些人则跟着有气无力地呼应。台上挨批的人低着头沉默不语。等到喊口号的人累了,批斗会也就结束了,大家各自散了回家。后来,当我知道有很多识文断字的人,因为不愿接受批斗,沉了湖,或者上了吊,比如老舍,再比如傅雷。这时,我就庆幸朱先生的好脾气,他虽然从台上下来时脸色也很难看,我猜想他的心里一定很不好过,但是,只要遇见人,他总是笑脸相迎。原来,活着,是一件艰难的事,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你想活,就容易。反之,则艰难。在安昌,有一句民间俗语叫做“好死不如赖活”,朱先生,以及和他有着一样的境遇者,证明了人的求生欲望犹如一棵野生的草,只要给一滴水,一缕阳光,它就能熬过冬天,在春天发芽,继续生长。


朱先生画毛主席画了不少,就画出名气来了,邻镇的也请他去画。这时,朱先生画得不光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了,他还画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是在画面中心画一个毛主席,然后在毛主席的四周发出耀眼的光芒。朱先生画了好多年,就渐渐地老了。然而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再不用画毛主席像了,他忽然就觉得无所事事了。因为朱先生画惯了毛主席,其他的画就画不好了,比如他原先最擅长画山水,但等到他放弃毛主席再来画山水时,人家总是不满意,那些山水看上去似乎总是充满了阴郁之气,以后就再也没人找他画画了。

大王先生和小王先生

王先生家就在我们家附近。王先生有两个,哥哥叫大王先生,弟弟叫小王先生。大王先生和小王先生一直住在一起,大王先生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小王先生好像一直是没有结婚的。我感觉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一般的老人有不同之处,比方说他们特别爱干净;再比方说他们喜欢独处,不喜欢和其他人来往,等等。大王先生长得富态,小王先生则长得偏瘦。我一直没有机会到他们的家里去看看,所以我也一直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了不起的本领。据镇上的人说他们很有文才,但我也没见过他们为谁写过什么东西,就是一张状子似乎也未曾写过。他们进进出出总是沉默寡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们在家门口围起了一小块地,种起了花卉。开始我不知道他们种的是什么,到了夏天,就看见牵牛花像一只一只的彩色小喇叭开满了枝头,而且还引来了蜂蝶,很热闹的样子。还有鸡冠花也开出了红色的鸡冠一样的花。兄弟俩精心地侍候着他们的花卉,生活平静如檐下掉了铃的风铃,即使风儿吹起时除了剧烈的摇晃,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


我的邻居,两位年迈的王先生,在我童年的眼里始终是一个谜,我相信他们不是寻常之人,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乡下小镇老人没有的优雅。他们的身上,一定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我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就连他们住的屋子,也很难跨过一步。他们居住的房子,在一个台门里面,墙上有花格子窗,我曾经趴在窗前向里面张望,但除了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生活在阴暗的屋子里,几乎与世隔绝。偶尔,他们会出现在台门口,坐在竹椅子上,摇着蒲扇,一言不发。双眼空洞地望着前面。我顺着他们的眼光看去,那儿什么也没有,是一片广阔的天空。路过台门的邻居,会和他们打招呼,一律称呼他们大王先生和小王先生。听到有人打招呼,哥俩只是点点头。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的只是沧桑,还有一点神秘。也许,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寄居在这个怪诞的世界上,直到死去。


撰联高手卫先生

与王先生相比,卫先生就要大众化得多了。我一直搞不懂的是卫先生是姓钟的,怎么古镇人都叫他卫先生呢?卫先生的老婆要比他大很多,如果按现在的说法,是姐弟恋。有人说卫先生的老婆从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卫先生是一个穷书生,卫先生去大户人家写对联,大卫先生好多岁的女子就伏在窗口看,看啊看,两人就好上了。卫先生最风光的日子是春节之前和古镇人家办红白喜事,他要挨家挨户去写春联,写贺幛、贺联,以及写挽幛与挽联。卫先生写得春联似乎很一般化,总是写一些如“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之类的联子,这些春联,基本都是从前传下来的,或者说是抄录古人的而已。倒是他为红白喜事人家写得贺幛、贺联与挽幛、挽联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认为这是卫先生人生的精华。卫先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写出不同的贺幛。如果是正常的联姻,他写得最多是“天赐良缘”、“凤翥龙翔”、“玉树琼枝”、“连理交枝”、“佳偶天成”、“笙磐同音”、“琴瑟在御”,等等。如果是续弦,卫先生也能写出让人满意的佳句来,如“画屏再展”、“朱弦欣续”、“琴瑟重调”之类。贺联则更是妙语连珠了,如“烛照香车入,花迎宝扇开”、“锦瑟调鸿案,香词谱凤台”、“十里好花迎淑女,一庭芳草长宜男”、“九畹兰香花并蒂,千树梧碧凤双栖”,还有“瑶池晓日翔青鸟,月殿红云拥紫鸾”、“庆佳节佳节会佳期天郎风和天仙配,贺新春新春办新事花好月圆花为媒”。卫先生还能根据季节的不同写出不同的联子来,这又是让我大开眼界的。比如说一对新人是春天结婚的,他就会写“春花绣出鸳鸯谱,夜月香斟琥珀杯”或“烟开兰叶香风起,春到桃花暖气匀”等。如果是夏季的婚礼,卫先生一般就会写“弹素月琴奏薰风曲,饮饯春酒题消夏词”、“栀子结同心喜向帘前唤鹦鹉,莲花开并蒂笑看池畔宿鸳鸯”。倘若婚期是在秋天,卫先生的婚联必是“丹桂香飘云路近,玉箫声绕镜台高”、“云开月镜辉玉佩,香护纱窗艳锦袍”。假如是冬季,卫先生就会写“雪案联呤诗有味,冬窗伴读笔生香”。此外,卫先生还能按月份写出各种贺联,也是很让我钦佩不已的。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在上面抄录的联子以及我下面要抄录的联子都是多年以前从卫先生那儿抄来的,那时我觉得这些对联奇妙无比,就一笔一划地抄在了桃花纸上。想不到时隔多年派上了用场。而卫先生对我也是格外开恩,对我总是对他抄写联子百看不厌心生好感。他会摸着我的头笑着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学写毛笔字?我通常都是笑笑就跑开了。


镇上人家若有白事要办,也是要请卫先生去写挽幛与挽联的。所谓白事,是相对红事而言,是特指操办丧事。我抄过的挽幛有不少,其中如“千古流芳”、“音容宛在”等都是通用的。卫先生一般根据死者年龄的大小和性别来写,如果去世的是男性老者,他会写“五福全归”、“化鹤仙逝”、“北斗星沉”、“硕德芳徽”、“高山景行”等;如果死者是男性中年,他写得则是“人琴俱亡”、“天不假年”等。女者又不一样,老者写得是“母仪垂范”、“驾返瑶池”、“温恭淑慎”等;中年则写“风寒绮阁”、“彤云流芳”等。相比婚联,挽联就要简洁一些,只分通用挽联与男、女挽联,虽然也有按季节来分的,但比起婚联就要少得多了。镇上有一个三十五岁的女子不知缘何死去了,卫先生写过一副挽联得到古镇人的一致好评,都认为是卫先生的一座挽联高峰。挽联是这样的:“宝镜尘封半数古稀年老未,瑶琴风断三生恨事话何因”。


卫先生书得是楷体,每写一个字都一丝不苟。因此,卫先生在镇上有很不错的口碑。我那时对卫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后来我知道他所写春联并非原创,都是从专门的书上抄来的,但那些优美的文字,给了我巨大的享受。我相信,我对文字的爱好,很大程度上来自卫先生书写的那些对联,那是承载了传统文化和文学元素的一条船,摇啊摇,就摇到了我的心坎上。

张先生去给鬼讲故事了

张先生在安昌被称做先生中的后起之秀。他长于刻字。我曾经叫他刻过一枚藏书章。但我认为张先生的字刻得实在不怎么样,而且他只会刻楷体,不会刻其他的字体。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不知什么原因古镇人会叫他先生。张先生在古镇被唤作先生中是年纪最轻的,他上午一般要去田园劳作,下午才受理一些生意,晚上工作。后来我想是不是古镇人故意作弄他才叫他张先生的。这种事在古镇也是经常发生的,为了讽刺一个人,就会叫他什么大师之类的称号。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张先生其实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他的双手原本是握农具的,但是他居然能刻章。刻章是一桩细活,如果没有细腻的心思,有耐心,是无法掌握这门手艺的。虽然张先生的刻章功夫谈不上炉火纯青,但是他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既侍农田,也和高雅,算得上农人中难得的秀才。


其实,张先生的本事不光是刻章。他的肚子里似乎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简直就是口吐莲花。一部《三国演义》,他记得滚瓜烂熟,一天讲一段,我能听上好几个月。每次去他的刻字摊,我的目的就是听他讲故事。有人称他是一个说书人,张先生听了也不作声,边刻章,边讲。《三国演义》讲完了,又讲《聊斋》。我很钦佩张先生的记忆力,我曾央求他,能不能把那些书借给我看看。张先生叹息一声,说,没有了,哪还会把这种书放在家里的,都烧了。我睁大眼睛,跟着张先生叹息一声,这么好的书怎么就烧了,多可惜呀。张先生说,烧几本书有什么可惜的?人不烧死就好了。


在我的文学启蒙中,可以排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张先生是其中一个。其实,张先生平时说稍稍有些口吃,但奇怪的是,他只要一开口讲故事,就口齿清爽的很。我18岁那年,第一次正式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我想拿去给张先生看,但发现,好久没去的刻字摊已经不见了。我不知道张先生家住何处,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呆,怏怏地回家。再后来,我离开安昌,外出谋生。偶尔回家,总会去张先生的刻字摊看看。但每次都失望而归。或许,张先生去另外一个世界讲他的故事了,那儿应该会有很多听众,并且他可以自由地大声讲述《三国演义》,或者《红楼梦》。我相信,这些故事,连鬼也愿意听。

他是一个打电话的人

在古镇我还认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镇上的人都叫他师爷。这或许是镇上唯一被称作师爷的人。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有点失忆了,而且神经看上去也有些不正常。他总是站在镇工会(其实是一座简陋的剧院)门前打电话。我记得当时古镇是没有电话的,绝大部分的古镇人都只在电影里见过手摇的电话。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件棉长袍,下巴上有白色的山羊胡子。他站在那儿,左手臂弯曲着放在小腹前,右手臂也是弯曲着,但右手却是在不停地摇动着,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摇电话的动作,当时我们能想像的电话都是黑色的手摇电话。他不知疲倦地在空中摇着电话,似乎这个电话总也摇不出去,他也总是以同一个姿势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继续他的努力。


他从不张嘴说话,他为什么要站在这儿打这个永远也打不出去的电话?他是谁?古镇人叫他师爷,却从来没有人去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是没有的,是打不出去的。他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如果有一天因为不见了他,就会很奇怪地问今天师爷怎么不来打电话了?下雪的日子,他也会站在那儿摇动他的手臂。雪花飘着,落满了他的一头一脸一身,就连他的长眉毛和山羊胡子上也会沾上雪花。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等到我的年纪到了让我想起要去问他的时候,尽管我知道即使我问了他,他也是不会告诉我的,他却永远地在古镇消失了。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打他的电话了,也许,他要通话的人就在那儿等着他。为了和那个人通上话,他打了毕生的电话,只是到了他们能通上话的时侯,他们已经都不会开口说话了。

父亲的秘密

我的父亲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字。与我认识的那些先生相比,我父亲完全有资格在小镇成为一代师爷。如果我公开父亲的秘密,那么在安昌引起轰动是必然的。他的经历足以让那些师爷们黯然失色。事实上,很多年以前,我在《父亲的秘密》一文中,已经公开了父亲的秘密。只是那时候,父亲已经仙逝,再也没有人会和一个灵魂去较真。


父亲生前守口如瓶,将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他必须这么做,在那个年代,即使伟大如中国远征军的幸存者,也可视作草芥,生死由命。有关父亲的故事,堪称惊心动魄。在他弥留之际,那段往事的重重幕帘终于被父亲自己轻轻掀开。


父亲说,他曾经当过兵,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国民政府的部队里服役,是连队的通讯员。关于这一点,我完全相信,父亲曾读完高小,在父亲那一辈,能读完高小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在他的同龄人中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写给儿女们的信,不光字迹端正、老练,语句也是非常通顺的。父亲在部队一待就是八年,我掐指一算,父亲加入部队应当是在一九四一年。父亲当兵很可能是抽壮丁抽走的,因为在我懂事以后,父亲曾经多次跟我说起过国民党抽壮丁的事情,所谓的抽壮丁,其实就是征兵,在饥饿的年代,当兵是填饱肚子的好途径。就像年幼的少年参加红军,就像饥寒交迫的青年上山成为绿林好汉。父亲离开家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祖母以为父亲已经不在人世间,每到春节做斋饭祭奠祖先时,总要在祭桌上多放一付碗筷。


事实上,父亲没有死。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到了福建厦门,他所在的部队要从那儿渡海去台湾。但就在那时,父亲开了小差,从部队逃跑了。他到了上海,找到了我的二叔,在上海落了脚,隐居下来。后来,就与我母亲在上海结了婚。父亲要比母亲大十三岁,那年父亲已经三十岁,在那个年代,一个男人到三十岁才结婚本来就是很少见的,现在。我可以下结论,父亲之所以那么迟结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在部队服役的时间耽误了他的婚姻。


母亲很小就到了上海。我的外公外婆在我的母亲不到五岁时就先后去世,母亲随我的两个舅舅去了上海并在那儿长大。我看到过母亲穿着旗袍在上海的留影,那完全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典型的上海滩青年女子的打扮。


父亲所在的那支部队,是曾经进缅甸作战的远征军。我听着,心就开始颤抖,在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我能记得,那支部队是国民政府部队的第八军,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归李弥统辖。云南与缅甸边境后来成为著名的“金三角”,就是这支部队进入以后的事情。关于李弥,我父亲所在部队的最高司令官,在远征缅甸时,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前后,曾经是那么的战功显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金三角”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缅甸政府想清除李弥的部队,然而却败在了李弥的手下。李弥在战后回答一位澳洲记者的提问时,口出狂言:实话告诉你们,我李弥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但是做缅甸王却易如反掌,关键看我想不想做。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消息传到仰光,缅甸舆论大哗。


如果我父亲真是第八军某连的通讯员,那么他很有可能到过缅甸,在“金三角”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亲眼目睹了“金三角”的创立过程。这支部队后来败在共产党的手下,在淮海战场上土崩瓦解。李弥则去了台湾,但在五十年代初又被蒋介石派往云南,在那儿组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总指挥部。我父亲应当是在淮海战役结束后与部队一起撤退到了福建。但他在最后时刻背叛了自己的部队。


对于这一切,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这自然有历史原因,也正是让我心灵震憾的根源所在。父亲的这段历史,除了他自己,或者还有我的母亲,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经历了曾经那么惨烈的战争,也看到了后来虽然不是战争却同样惨烈的日月。我不用想象也能预料到,如果当时统治者的某一级组织了解了我父亲曾经是国民政府第八军的一个连部通讯员,那么对于我们全家,就是灭顶之灾,株连九族大约是可以避免,但叛徒、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恐怕是逃不掉了。父亲要独自一人将这个秘密隐藏起来,不让所有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儿女。他一个人抗着这个沉重的秘密走了那么久,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想让他的儿女们受到伤害。


现在,我已经无法印证父亲那段历史的真实性了。父亲在坟内,我在坟外,父亲已经听不到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父亲将他的秘密永远地埋葬了。


每次去坟前,我都想告诉我父亲,你所属的部队曾经入缅作战,曾经与侵华日军有过血腥的较量,松山大战成就了李弥,也让第八军战功卓著。后来,你们与共产党在战场上刀枪相见,不是你的错。淮海大战说明了一切,你后来拒绝去台湾也说明了一切。历史正在慢慢修正原来的那些偏执。你在后来的日子里,完全有理由告诉我你的那些尘封的往事。我应当知道的更多。然而现在,晚了,我亲爱的父亲,你把这个无比沉重的秘密带走了,我的目光无法穿透坟墓,无法抵达你的那个世界。


我曾经多次去云南,也多次去福建,但那时,我对父亲的经历一无所知,我更无法抵达父亲可能曾经抵达的那个地方,但此刻我能感觉到,当我踏上云南的土地时,我距离父亲的青年时期已经很近了,我几乎可以伸手触摸到那片生长着美丽罂粟花的土地。后来,我在查阅相关资料时,知道李弥的指挥部旧址还在,那是一个名叫美斯乐的地方,一座环形山坳,现在已经辟为一片茶场,种植着台湾茶树。我的父亲曾经到过那片茫茫苍苍的原始森林么?


在厦门的海边,我站在海滩上,可以眺望那湾蓝色的海峡,如果那一年,我的父亲随着他的部队从这儿启程,东渡台湾,并且一去不回,那么我的生命会在哪儿?


在我的心里,父亲无所不能,他就是我整个世界里的无敌英雄。我上小学的书包是他缝制的,他做得一手好女红,比如补衣服。寒冷的冬天,父亲清晨起床,就在门外的石凳子上洗衣服,我试着将手指伸进盆水中,刺骨的冷。可是父亲长满老茧的手尽管冻得发红,却依旧坚持将满满一盆衣服洗净晾好。屋顶漏水,年近花甲的他,会搬一张梯子爬上屋脊整理瓦片。每天早上,我坐在台门的石阶等待父亲从早市归来,他总能变戏法一样从竹篮子里取出一张烧饼,那是童年留给我最美味的食品。父亲的工资很低,但是,他和母亲一起,用一份微薄的薪金,将我们养育成人。我参加工作后,回家次数不多,我和父亲的交流基本依靠信件,父亲的每次回信,语重心长。有一次,我告诉他,我担任党支部委员了,他在回信中流露出来的兴奋我能感受到。后来,我渐渐明白,父亲之所以希望我能够尽快入党,如果弄个一官半职则更好。在他眼里,这些就是一层一层的盾,能够保护我免受磨难。


父亲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绍兴师爷,我也能够感觉到,他对我能够以写作适度改变生存状态喜忧参半。他这一辈子,看了太多因文字而结局悲惨者,他不希望我以文为生,如果能学点手艺,就更好。然而,当他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依旧有掩不住的欣喜。从本质上,父亲尊重知识,对思想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我不知道,当有人用玩笑的口吻称我是绍兴师爷时,父亲在坟内,能否听见?并且发出无声的微笑。我觉得父亲应当感到欣慰的是,我遗传了他的络腮胡,和对文字的爱好。


在发现父亲的秘密后,我的目光越拉越长,我渴望我的眼睛能够出现在父亲曾经战斗与生活过的地方,但我无法做到。我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每年的清明去父母的坟上,告诉父亲我的困惑。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父亲会在梦里告诉我他所有的秘密。


结尾

安昌建起了师爷博物馆,我一直没有进去看过,据说离我的诞生地咫尺之遥。我不知道哪些人才有资格进入师爷博物馆,我写到的这些民间师爷,恐怕是没有资格的进去占上一席之地的。那一定是类似小河一样绵长的一段历史。现在安昌人在叫某个人为师爷时,其实意思已经改变了。在古镇周边名气最大的师爷是徐文长。徐文长本名徐渭,是明朝十分有才气的书画、戏剧、文学家。他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充满智慧与幽默的故事。徐文长是真正称得上师爷的,他曾做过幕友,又聪明过人。按古镇人的理解,有文才的都算是师爷,他们甚至于把蔡元培、鲁迅都说成是师爷。依次类推,王充、陆游、陈洪绶、夏丏尊、朱自清、谢扶雅、周作人、邵力子、陶成章、马寅初、钱三强、竺可桢、蒋梦麟,等等,一长串巨星,他们是真正的大先生,如果他们也可以称做师爷的话,这个国家的历史怎么可以让这些闪耀着睿智光芒的绍兴师爷缺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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